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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形成强的中华民族意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

 “之所以为，我们定要有个坚强的核心，有种向心的制度和文化。”

 “在形成概念的历史过程中，人们如何建构和维护自己的文化认同？”

近纪录片《何以》热播，让人们再次感受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魅力和生命力，同时也让大感受到政文明连绵不断的生命力所在。在东卫视2月19日播出的《这就是》节目中，复旦大学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研究院院长范勇鹏教授围绕政文明这话题进行了讨论。

【范勇鹏演讲内容】

近在文化界有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叫“何以”，人们从考古、历史、文化各个角度出了很多作品。我今天也借用下这个标题，主要从政文明的角度来谈谈何以为。

要理解什么是，需要从文字的起源来看。我们这个“中”字，早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它有两个基本特征。先，它是条竖线穿越个圆形或者个形的中心。这条竖线就像是根竖立起来的旗杆，通常甲骨文在上中下不同的位置上，有几根飘动的旗斿。有考古学就认为，中间的那条竖线早是用来测量太阳的“表”。

很早就进入农耕文明，农业生产需要对时间有准确的认识。《尚书》篇叫《尧典》，其中就记载了尧帝“乃命羲和”，命令些部落门在四负责观测太阳的运行，目的就是为了制定历法。在上古时期，历法就是重要的公共产品，谁能够掌握和提供个时间系统，就是政和法的个重要来源。

根据《周髀经》《淮南子》等文献的记载，测量时间早用的办法就是用根表来测量太阳的运行。很可能正是在这样个认识时间的过程中，人也建立起对空间的观念，产生了四的观念。中是个相对的概念，你只有相对于四，才存在于中。由此论，“中”字的产生，源自于先民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

至于表上飘的旗斿，有不同的解释。有学者认为这是早期氏族用来集部众的个旗帜或图腾，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古人立表与建旗共行的个反映。我们有个成语叫做“建中立”，讲的就是这个。比如在仗、田猎的时候，按照当时的礼法，司马负责立起个旗帜，立表定时，时间到，主帅就会仆倒旗帜，迟到者诛。在《史记》里边都有这样的记载。因而这个“中”字，它不仅有位上的中央之意，也有令行禁止的中心之意。

那么“中”和“国”这两个字什么时候跑到起了呢？

1963年我们考古出土了个何尊，铭文里边出现了早的“”两个字，叫“宅兹”。这里的“”指的是周人所营建的洛邑，就是今天的洛阳。

周武翻商朝、封建诸侯之后，殚精竭虑、夜不能寐，半夜周公来看望他，两个人就谈了。怎么办？在洛阳这个地营建个洛邑。之所以要选择在这里，就是因为这里叫“土中”，我们读《尚书·禹贡》也能看到这点。对于这点，我们今天依然能体会到。比如我们从宝鸡、西安开车到郑州、开封、徐州、连云港，从大同、太原、长，往南到南阳、襄阳、荆州、长沙，直到广州，这横纵两轴的交点，今天依然在洛阳附近。

此后的历史就是围绕着以洛阳这样个地理的中心，不断地扩展、融，“”这个概念也从洛阳逐渐地扩大为华夏民族所居住的黄、淮、江、汉地区，然后逐渐地延伸为以中原为核心的历代朝，到近代又成为个统的多民族国的称谓，终成了我们今天中华民族的共有园。正如梁启所说：“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磨灭之大民族。”

概念的产生，反映了中华文明的个基本特征，就是我们在应对共同威胁、维护共同生存的过程中，形成了个强大的向心力和对凝聚的中央核心的认同。

我们今天为什么特别需要这样个“中”字？

我们看上古时期，当时的地理规模已经非常大了，放在今天世界上就已经是个大国；它的地理、人口和文化的多样肇庆家具封边胶价格，也远远大于今天任何个号称文化多元主义的国。

我们经常会聊起欧洲为什么难以统，很多人会说，是因为欧洲的地理破碎。但是的地理也很破裂，比如蜀道难于登天的四川盆地、四塞之地的关中平原、表里山河的三晋大地、泰山屏障的山东半岛，似乎都不比欧洲的区域分隔容易破。我年轻的时候曾在欧洲游历，我觉得欧洲的地理空间其实比的要容易翻越。

还有人说是因为文化的多元。但是个万国之和，统到现在两三千年了，今天各地言的差异还不亚于欧洲各个主要语言之间的差异。另外，我看到位阿拉伯学者的文章，他就痛苦地发问：“人讲那么多不同的语言都可以统，我们阿拉伯人说样的语言，为什么四分五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条件并不是天生就容易统的。人能够不断地走向的统，它的根本，我认为在于人所创造的文明、文化和制度。它的核心就体现在这个“中”字上。

早自尧舜禹的时代，人就以的能力整这块巨大的国土。我们今天黄金周旅游，坐着铁或者自驾车跑个上千公里就觉得自己很牛了，但是读《尚书·禹贡》，那个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把天下九州规划经营得井井有条——当然有人说《禹贡》可能形成于战国，也有理想化的成分，但是我们今天考古工作所发掘出来的上古文明的规模，足够让现代人惊叹。如果说夏商还有定的军事强权和权政的彩，那么到西周就进入个新的阶段，我们靠套政和礼法制度把天下有地整起来。

如此巨大的个国，它大的挑战是什么？是内乱。法国的孟德斯鸠讲过句话——“小国亡于外敌，大国亡于内乱”，而他讲的还是那种几万人到几十万人规模的国。对于这种大型国，建中立是消除混乱的法宝，也是我们从多少年战乱的惨痛教训中凝聚出来的智慧。

近代有位大学者国维，我们都读过他的《人间词话》，其实他也是位非常好的历史学。他在研究甲骨文的基础上分析了西周的制度，他认为其中个关键点，西周要建立这套制度就是为了消除乱源。他把政制度分成两个层面：在中央层面，周公这些人是要建立稳定的，天子之位是不能随便都来争的，这个产权是要明晰的；而在执行层面，则要有充分的竞争，要选贤任能，不能搞世袭。国维把政和国理政这两件事情的逻辑讲得清清楚楚。其实今天人类政依然面临这两个层面的问题，今天多数国依然面临这样的问题。

秦汉以降，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取代了西周式的天子制度，郡县官僚制度取代了西周的封建制度，但是国维讲的这两条逻辑——个、个理——依然延续了下来，比如皇帝之位是不能随便争的，官员选拔也是要靠竞争的，后我们发展出了科举。秦制对现代国制度的贡献往往被低估了，它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四大发明。

论周制还是秦制，它有了个中央，就可以实现大范围的共同的安全秩序，提供广土众民生生不息的条件，产生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和市场空间，进行大跨度的资源调配和整。

每逢乱世，人对这种中央的渴望就尤其刻。典型的就是春秋战国那五百多年，所以诸子百他们的观点各异，互相攻击，但是在政理想上却有很大的个共识。比如：管子说“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说“定于”；荀子说“隆而，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者”；韩非子说“事在四，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来”；《吕氏春秋》说“则，两则乱”。这些都是历史中凝成的经验智慧。

因而，在历史里边，我们看到地理、制度和文化这些因素叠加，构成了个生命力顽强的中央结构，围绕着它就形成了个哲学赵汀阳教授所讲的“旋涡模式”——不管是什么人，你参与到的历史进程中，后都会成为人；不管是什么宗教、思想，进入都会成为文化的个有机部分。

今天的之所以为，这个逻辑决定了，在内部，我们定要有个坚强的核心，要有种向心的制度和文化，让全国各族人民在团结凝聚中成就个多元的利益和价值；在世界上，也要成为种良秩序的源头，向外辐射和平、作、发展和公正，以及将带给世界的原则。

【圆桌讨论】

主持人：勇鹏老师从纪录片《何以》切入，给大讲中华的传统文明，特别是政文明源远流长、连绵不的生命力。我想问下张老师，咱们直说了解文化、了解这个国，是不是可以这么讲：你真正地把的政文明了解透了，才能够真正意义上了解这个国？

张维为：对，因为是个大型的文明型国，这种规模意味着它的理、整套国理政的经验从古至今都是非常到的。

勇鹏刚才从甲骨文开始追溯“中”这个字的起源，实际上我们的很多概念都可以从字源研究开始。比说，中文的“孝”字，在甲骨文里，老子在上面，儿子在下边，今天也能看出这样的文化传承——有时候它不是讲好还是坏、对还是错的道德评价，因为我们对许多事情的理解已经非常丰富了，但这个传承是有它自己的道理的。

此外，这么个大型的“文明型国”，它的主要河流都是东西向的，这意味着整个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是在中纬度，意味着我们的农耕文明加发达，能养活多的人口。我们讲的地势分为三个大台阶、“山水林田湖草沙”都不样、“水土养人”，这种丰富带来国理政的挑战，但我们有本事把这么大的国理好，这当中就有很多经验。

比说，从古至今政理的文化强调民本主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就是政府、朝廷要想办法民生，以及孔子说的先“富之”后“教之”，都是从这样个个传统过来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思想形成整套的理式，今天小康、两个百年目标也是这样的。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多数国，包括西国，它们的国理政里从来没有消除贫困这个概念，文化有社会主义基因，这个基因产生的文化很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它强调大要富起来，生活过得好起来。

现在回头看，西民主模式聚焦所谓的程序民主、公民政权利；的民主，聚焦的是民生，聚焦整体权利并惠及个人。现在从世界范围看，模式显然管用，甚至不光是物质上的，还有精上的。所以这个文明，既是古代的，又是非常现代的。

主持人：我们再把时间到西周时代，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产生了政文明的起源，得以把广土巨族凝聚起来，几千年连绵不断。这个确实非常特，所以我们直说文明有其特之处。

范勇鹏：对，我们的这个政文明确实成熟得非常早。您讲到特，其实它这特在那个时代具有种普遍，其实放眼未来的话，的政文明恰恰也代表的是人类未来的普遍。

想想我们那些老祖先解决什么问题？就是人类社会根本的问题——群体内部的作问题。怎么实现作，群体之间怎么维持和平，怎么解决众为，把大变成个共同体之后，内部要怎么实现作共存，这些其实是人类社会中非常根本的问题，当时的人面对这些问题，今天所有的国、人民依然在面对。

今天这个世界，我们感觉好像天天地在走进个“大争之世”，巴以冲突、俄乌冲突休止，其实背后都是个“争”字。我们古人就在考虑怎么解决这个“争”的问题，我们探索出了整套的法。比如说，我们要有共同的来为大提供公共产品、提供秩序；我们强调制度的公共，强调天下为公。

张维为：我们经常讲中华文明的特，实际上我们强调这个特的时候，往往是针对西认为它们的文明具有普遍，而我们跟它的不样，因此我们的文明变得特。

主持人：我还想补充点，政文明的种特的特点，就在于它那么早就能够明白这样的广土巨族要凝聚起来，须要有个强有力的、稳定的政力量，要有这样的套政制度。

另外，刚才说了政文明的生命力，我们还要看到它的连绵不断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上也有朝代替，也有战乱，但不管是哪个朝代，大面要解决那个朝代可能面临的些民生问题，同时也会向前朝吸取些经验教训。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特别是我看钱穆先生的《历代政得失》，我会有强烈的感受，即历朝历代要解决的问题有个，同时也有共。

张维为：为什么中华文明能源远流长、连绵不断？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耕文明是它的基础。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农业作物面积巨大，能养活数亿的人口规模，所以本质上讲，只要中华农耕文明在，这个文明就不会中断、消失。而且我们的农耕文明之成熟，你可以看二十四节气，这是早的科普，文化中也有很多智慧与农业相关，比说凡事要讲个度，不要揠苗助长等等。

还有就是定要强调我们有统的文字。为什么说我们的文明是原生态文明？象形字是原生态文明的标志，使用拼音文字的总体上都不是原生态文明。

主持人：说到文字统的重要，刚才勇鹏老师在演讲当中也说了中东学者的番话，说不同的地操着不同的语言，但是他们都有统的意志。但不同的语言，跟不同的文字，是两个概念。

范勇鹏：对，我前几天见到台湾成功大学的景鸿鑫教授，他讲了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过去都批评说我们文化没有逻辑思维的传统，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地中海的表音语言要从字母组成单词、从单词组成句子，需要这种线逻辑，而文字从源头上就是二维的，所以我们有很多信息，有很多。

主持人：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视角，甚至不定是二维的，是多维。

张维为：我再举个例子，我过去学过点美术，学美术要学透视，而透视，泡沫板橡塑板专用胶过去的讲法都是“人的画没有透视，这是西人发明的”。你当时听听觉得都对，后来突然发觉画的透视是散点透视、全息透视，只有画可以把整个长江黄河都画在幅画里边。整体观、综观，这是文化巨大的智慧。

主持人：古代这么多优秀的山水画也好，其他画作也好，你会发现人在里头，他永远是在山野之间或在天地之间自由翱翔或行走，画面感强，那个世界天地就是属于人的种思维的天地。

刚才勇鹏老师也说，其实人类社会会有些带有共的问题，但我们要讲的是我们如何让这个制度好地为当下服务。每个朝代的发展，它面临的问题都不样，所以要不断地去微调，保持它的共，但同时又要调整出些个，这是很有意思的个不断成熟的过程。

范勇鹏：对，张老师刚才讲到河流的问题，其实今天我们还在用同样的式解决问题，现在很多地的小河沟边上都能看到个子，叫河长制——地行政区划是按照土地边界分开的，但是河是不尊重你的这个地行政区划的，所以我们要以种整体的思维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主持人：您说得对，大河的理，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的意志来协调地，是做不成的。长三角体化那么多年，大可以看到河的理颇有成。长三角内部的水网是很发达的，河流也都是通的肇庆家具封边胶价格，那么不同的省份、区域之间的水道，我们是怎么管理的？

张维为：我补充两点。个就是今天长三角的经济规模已经过了日本、德国，这还是根据官汇率美元来计的，如果按购买力平价，那就过多。另外就是前几天新开发银行行长、巴西前总统罗塞夫夫人门通过人找我进行漫谈，我们漫谈的核心就是讨论模式和“文明型国”，她非常感兴趣。

我举了个例子，我说我们的新能源车现在做到全球，背后是四个“五年规划”，这些规划在不停地微调；而这种长期规划的能力，背后是个文化。我们历史上的万里长城、茶马古道、南北大运河等等，都是如此。这么大的国疆域，怎么个理法？它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工程。我们的铁网“八纵八横”，这就需要长期的规划，否则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2010年参观上海世博会，他们给我介绍说，世博会的举行使上海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前了十年。提前十年，这意味着我们的初步规划早就有了，我们把它提前拿来做了，而做的时候我们还要进步地完善。这种能力根植于我们的文化基因里，现在证明非常之精彩。你把这个故事讲给外国人听，他们真的会被震撼，他们会说，“怎么可能？我们考虑都很短的，而你们竟考虑十年、二十年。”

主持人：我觉得张老师提供的这个视角也很有启发。为什么人对这种大工程点都不陌生？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在各个朝代，可能都有属于那个时候的大工程，而且我们都知道是可以把它做成的。所以现在不管是基础设施的大工程，还是产业的大设计、未来的远景规划，你看我们都有中长期规划。为什么大会去规划，同时会去做？因为我们觉得它是可以做成的，有这样的种经验和自信。

我再问下范老师，我们的文明、文化跟政文明之间是种怎样的互动关系？

范勇鹏：在欧洲有个背景，就是英法美这几个国率先走上资本主义，它们管自己叫“文明世界”，这个“文明”的边界直从莱茵河往东，后到聂伯河，所以今天他们看俄罗斯人就是蛮族。而德国莱茵河以东的这部分人为了反击，提出了“文化”这样个概念。

其实在我们，“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分得没那么清。我们把什么叫文明呢？照临四为明，就是能够给普天之下大的共同生活提供个繁荣的秩序，这就叫文明；在这文明之下，大在不同的域里精雕细刻，把非常精彩的东西呈现出来，它就变成了文化。

张维为：实际上，的政文明，讲白了主要就是整套制度安排。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理这样个“百国之和”的“文明型国”，须有个统的执政集团。怎么产生人？选贤任能，比说汉朝有察举，隋朝开始有科举，今天有“选拔加选举”——这个制度也在完善之中，但就现在这水平，比美国光是靠选举还是要好太多。这整套制度安排，是非常管用的、非常现代的政文明，而它的源头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范勇鹏：我们这个文明，它有个很重要的传统，就是有个“中央处理器”；而文化，它是形散而不散，在围绕着这样个中心化的结构里边异彩纷呈，从各个不同的向呈现多元的成就。

我们今天经常讲“要追求统和多样的统”，其实文化和文明之间确实是有很复杂的关系的，甚至会有些悖论。比如你看我们历史上各个朝在初期文明生命力特别勃发的时候，往往文化还比较粗糙；等到文化开始变得非常精致繁琐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恰恰遇到文明的生命力开始停滞。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个辩证的关系。

我们未来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弘扬这种蓬勃发展的、精致的文化，但同时我们也千万不要走历史的老路，满足于现状。文明和文化，我们都要保持种蒸蒸日上的生命力。

【观众互动】

提问1：西国长期处于论的宗教信仰之下，但是它们并没有形成统、实现统，也没有形成大统的思想；而我们却能够在百争鸣这样个背景之下，终赢得统，且在每次的战乱之后都会回归统。为什么我们会成为这样份的存在？

张维为：我发觉很多东西现在只能用文化基因来讲，当然这基因跟当时所处的地理、人文环境有关系。

欧洲作为种次生文明，它是用拼音文字，不同的言用拼音写下来，慢慢就互相读不懂了，后来变成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结果欧洲历史几乎就是部战争史、部宗教冲突史。相比之下，秦始皇统，你看他东巡立下的七块石碑，文字说得非常清楚，统就是为了止战。包括为什么秦始皇要统文字，重要原因之就是为了中央政府的命令能够传达到基层，大能够看懂。中西的文化基因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分开，然后就不样了。

另外，西崇教，而我们讲究宗教包容，是世俗的文化传统。你现在回头看马克斯·韦伯所写的现代国，它的核心概念实际上就是世俗化——政教分离，宗教就是宗教，政是不受宗教影响的，是业的，官员的选拔不是靠亲戚朋友拉关系，而是通过选贤任能，通过考核。实际上这些东西我们是世界上早做起来的。

范勇鹏：我讲过个比喻，这文明就像个手机硬件，你光拿个手机是没法用的，里边要装软件，要装不同的操作系统，看你装的是安卓、iOS，还是鸿蒙。

比如说，地中海历史上曾经统过，或者说在不同程度上也都有过不同范围的统，但是它在选择个什么操作系统的问题上遇到了个难题：古罗马的那种多的体系非常地原始，后它不得不选择了教，而教这东西比较麻烦，它是互相排斥的，就相当于我手机装了苹果系统，就用不了安卓的应用，它就会致基因里存在分裂的因素，解决不了。所以你看从罗马三世纪采用基督教作为国教之后，地中海世界就永远地陷在分裂之中，今天都没有再实现统；我们往后再看千年，它还是统不了，就是因为它的“软件”出了问题。

主持人：假设下，如果当时罗马帝国统的时候，它没有选择教，而是选择另外条，或者就保留它原有的那种多元，后面可能会怎样？

范勇鹏：那可能就是条不同的道路。其实我们就走了条不同的道路。我们在夏商时期也是很重的，但是到周朝我们开始扩大的群体，慢慢地，人和的关系就没那么界限分明了；礼崩乐坏后，老子出来，提出用个道来作为大共同尊重的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后来“道术将为天下裂”，分成诸子百，之后又不断地走向世俗和理；因为历史终是由人民来选择、创造的，所以后变成了种以人为本的文化。

提问2：在形成概念的历史过程中，人们如何建构和维护自己的文化认同？这种认同又是如何与这个概念联系起来的？

张维为：这问题涉及这个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我觉得这和中华民族的概念的形成发展有共，或者说，它和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是连在起的。

费孝通先生讲过个观点，他说中华民族这概念，过去是“自在”，后来变成“自觉”。“自在”就是指它是个客观的存在，但你可能日用而不知，而从外边来看，这个区域内都叫，这些人都叫人，只是你自己还没有很强的主体意识。某种意义上，如果从国角度来讲，那时我们还是个传统国，还不是个现代国。所谓传统国，就是大在片土地上生活，属于同个文明，大都知道我们属于同个地区的。

变成“自觉”的中华民族后，就成为了现代国。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开始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直到抗日战争才真的形成了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

我记得陈毅、邓小平他们到法国留学的时候，勤工俭学，有不同地的工人起唱歌，人都唱自己的国歌，当时名义上也有国歌，但大多数国人都不会唱，甚至不知道。陈毅他们就唱法国《马赛曲》，但唱自己的歌词，以表示人的民族精。

 “现代国”的定义确实是西创造的，但我们用起来，比国歌、国徽、清楚的主权边界等等，这些东西是近代形成的。我们形成强的中华民族意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日本要灭掉我们这个民族，灭掉我们这个文明，这个时候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整个的中华民族的意识就非常强了。像清朝晚期仗，大多数百姓都不了解怎么回事儿，中央政府也没有多少军队，老百姓把它看做是朝廷的战争，跟我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但到抗日战争就不样了，全民致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

如果用学术概念，过去那段时间是传统国，到近代就逐步变成“文明型国”或者叫“文明型现代国”，今天的是个大型的现代国，而古老的文明没有中断，古老的文明使它与众不同，精彩万分。

主持人：说到古代，我想问下范老师，民众个体怎么建立这种文化上的认同？

范勇鹏：其实张老师讲的现代中华认同的形成，在历史上也面临过类似的情况，因为我们这个文明大多数时间里不用特别强调认同。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眼睛所能看到的世界里边，发达、繁荣、贵的群人，所以我们叫华人——“华”在历史上指的就是气宇轩昂、雅华贵的群人。所以我们不是特别需要建立认同，但是总会遇到危机，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这种认同就会崛起。我们在抗日战争遇到的就是这样次冲击。

刚才张老师提到费孝通，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就是说人的社会关系，像是向个池塘里扔了个石子，圈圈地向外荡漾。其实我年轻的时候读费孝通的书，不太觉得差序格局是个特别好的东西，当时觉得西人讲的那种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的、以契约精为基础的种社会多好啊，这是个很现代的社会，而我们这个是老土的、过时的。但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的这种差序格局是种的、可贵的文化。

说到认同的问题，其实也是这样，你要想建立个认同、维护自己这个认同，先要自、自尊，然后自豪，然后才可以建立起这样种文化的认同。它其实像个池塘里的涟漪样，须要从个中心往外发，从自己的内心往外发。

像我们《礼记》讲叫“不亲其亲，不子其子”，它隐含的前提，先我要亲其亲、我要子其子。在春秋时期管仲说过句很好的话，我读历史读到时很感动，他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先要站在我们中华民族，站在我们这个群体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同时，我们己及人。所以我们讲“穷则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所以中华民族的这个认同，先就要建立在对自己的这套遗产、我们现在的成就的充分的自信、自豪的基础上，然后以自信、自尊的心态来面对世界，同时以善意来面对世界，我们才能够建立起种良的、坚固的认同。

主持人：两位都说到了，我们政文明须要有非常强大的核心力量，才能成为中心点，不断地向外散发文明的力量。个体也是，内心要非常坚定，比如说有政文明的信仰，有对这个国民族文化文明的信仰，然后才能散发出力量。

张维为：我们还要从文字来讲，个词就可以说明，就是汉语中的“国”。这个词是“国”和“”连在起的，它背后的文化是国同构，这既是历史的，又是非常现代的。没有哪有国，没有国哪有，它是互动的。